生死相许：为故国修史，遗民泪尽野史亭
我名叫元好问，字裕之，太原秀容人。世人多称我”遗山先生”，大抵是因我在二十一岁那年，于定襄的遗山之中读书修业，便取了这”遗山”二字为号。彼时的我，尚不知这”遗山”二字，竟一语成谶——我这一生，注定要做那故国的”遗民”，要在大厦倾颓之后，独自拾起散落一地的灰烬，于荒郊野亭之中，为那个逝去的朝代树碑立传。
今夜风雨交加，我独坐野史亭中，烛火摇曳，映着满案的寸纸细字，六十八年的往事如这窗外的雨声，淅淅沥沥地涌入心头。
神童才子与生死之问
我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八日，那是个太平盛世的尾巴。我的家族源自北魏拓跋氏，虽是鲜卑后裔，但累世为儒，早已是诗书传家的汉人士族。七岁能诗，乡里称为”神童”，十四岁师从陵川名儒郝天挺，博通经史，淹贯百家，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然而命运弄人。我虽是元家长子，却因二叔无子，出生七月便过继给了叔父元格。这倒也无妨，养父待我如己出，宦游四方皆携我在侧，使我得以广博见闻。十一岁那年，在冀州，翰林侍读学士路择赏识我的才华，亲自教我作文；十四岁，养父为让我师从郝天挺，竟罢官后仍留居陵川六年，直至我学业初成。
十六岁起，我开始参加科举。泰和五年，我赴并州应试，途中遇到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。一个猎人向我讲述他的奇遇：他今日射杀了一只大雁，另一只脱网而去的同伴竟悲鸣盘旋，不肯离去，最终投地而死。我闻言大恸，花钱买下那双雁，葬于汾水之滨，累石为记，名曰”雁丘”。我提笔写下了那首词：
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
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
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
君应有语：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
彼时年少，我写的是大雁之情。如今想来，我这一生，又何尝不是在寻找那个让我”生死相许”的东西？
然而科场之路并不顺遂。泰和八年，十九岁，在长安府试再次落第。我心情抑郁，返回故里，在那遗山之中筑室读书，”遗山山人”之号便由此而来。
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。二十一岁那年，蒙古大军突袭秀容，屠城十万余众——我的亲兄元好古，就在那场浩劫中丧生。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直面战争与死亡。我携家南逃，迁居河南福昌，后又转徙登封。彼时我尚不知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——此后的数十年间，逃难将成为我生活的常态。 后来我知道了，那个让我”生死相许”的，是故国，是文化，是一个读书人对”道”的坚守。
科举坎坷与末世将星
直到三十二岁，我才终于进士及第。可紧接着便遭人诬陷，被指为”元氏党人”，我一怒之下，愤然不就选任，返乡而去。又过了三年，三十五岁，在赵秉文等人的举荐下，我以宏词科登第，这才正式踏入仕途，任权国史院编修。
可这朝廷，已是风雨飘摇。彼时金朝的局势，早已如累卵之危。我先后任镇平、内乡、南阳三县的县令。在南阳任上，我大刀阔斧地改革，抚慰流民，发展农桑，被县志称为”善政尤著”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一座县城的安宁，不过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。
我常想，大金之亡，非亡于无将，非亡于无君，而是亡于天意。若你见过我大金那些将军的死，便会明白何为气数。
正大九年，蒙古大将速不台率军围攻凤翔。我大金两路主力——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率军驰援，却在三峰山遭蒙古大军伏击。那一场大雪，下了整整三日，金军冻馁交加，刀枪冻如冰柱，连弓弩都拉不开。二十万精锐，一朝覆没。完颜合达、移剌蒲阿皆力战被杀。
你可知完颜陈和尚？他在朝中做官时，我还曾见过他。他本名完颜彝，虽是女真贵族，却不好声色，只爱读书交游，是个儒将。后来他做了忠孝军统帅，在大昌原以四百骑大破蒙古兵八千之众，在倒回谷再破敌军，威震天下。三峰山兵败后，他退守京师。蒙古兵破城，他藏于巷中，被搜出后，蒙古大将命他下跪。他宁死不屈，只说：”我生为金人，死为金鬼。今日就死，得全吾节！”
刽子手挥刀砍他，他昂首不避，刀落而不倒。再砍，仍不倒。直到刽子手用刀将他的嘴豁开，割断咽喉，鲜血喷涌，他才含糊地骂出最后几个字，至死不屈。我在汴京听闻此事，泣不成声。那不是战败，那是大金铁浮屠最后的脊梁！
那位在河南苦苦支撑、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武仙，在蔡州被围时率军入援，却在途中遭地方武装袭击，战死于马背之上。将星纷纷陨落，就像这大金朝的夜空，再无一丝光亮。
汴京之辱与丧乱诗史
天兴元年，岐阳陷落。消息传来，我提笔写下了《岐阳三首》：
百二关河草不横，十年戎马暗秦京。
歧阳西望无来信，陇水东流闻哭声。
野蔓有情萦战骨，残阳何意照空城。
从谁细向苍苍问，争遣蚩尤作五兵。
这不是诗，这是蘸着血泪写下的实录。
天兴二年正月，蒙古大军围困汴京。金哀宗连夜出逃，城中无主。就在此时，守将崔立献城投降。投降之后，崔立胁迫我们这些朝臣为他立碑歌功颂德——”不得已”这三个字，其中的屈辱与苦楚，又有谁能体会？我被迫参与了那篇碑文的撰写。此事成为我一生的污点，后世有人以此指责我”失节”。可我想问，当一座城池即将被屠戮，当满城百姓的性命悬于一线，我除了委曲求全，又能如何？ 哀宗出逃时，我写下了《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》：
惨淡龙蛇日斗争，干戈直欲尽生灵。
高原水出山河改，战地风来草木腥。
精卫有冤填瀚海，包胥无泪哭秦庭。
并州豪杰知谁在，莫拟分军下井陉。
汴京城破之后，蒙古军将城中百姓驱逐出城，我亲眼目睹了人间炼狱。我写下《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》：
道傍僵卧满累囚，过去旃车似水流。
红粉哭随回鹘马，为谁一步一回头。
那景象至今想起，犹觉心如刀绞。
天子殉国与臣节不辱
然而，真正让我觉得大金虽亡犹荣的，是后来从逃亡者口中听到的蔡州绝唱。
天兴二年六月，哀宗逃至蔡州，被蒙宋联军围困数月。城中粮尽，百姓先是吃草根树皮，后来煮铠甲上的皮革，甚至到了杀人食肉的地步。城破在即，哀宗不愿做亡国之君，将皇位传给东面元帅完颜承麟，这便是金末帝。
哀宗对承麟说：”朕将江山托付给你，是因为朕身体肥重，不能策马出征。你身手矫健，万一能逃脱，大金的国祚就不断绝了。”
承麟跪地泣谢，说：”臣若能带兵突围，定当继统中兴；若不能，臣当死在陛下前面。”
传位大典刚结束，宋蒙联军便攻入城中。哀宗自缢于幽兰轩，末帝率军与敌军巷战，力竭战死。大金自太祖阿骨打起兵，历经一百二十年，至此彻底覆灭。
最惨烈的是丞相完颜仲德。他听见哀宗死讯，仰天长叹：”我的君王已死，我又有什么理由苟且偷生！”遂率部下五百人，整好衣冠，向北方叩拜，然后从容投汝水殉国。文武大臣们见丞相赴死，无一人退缩，五百人一同投水。汝水为之不流，满江浮尸，蔚为壮烈。
还有一位参知政事张天纲，城破后被俘，押送到了南宋都城临安。南宋理宗在朝堂上羞辱他：”你大金皇帝有什么作为？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！”
张天纲挺直了腰板，怒声叱骂：”我主殉国，乃是千古未有之末代仁君！你们赵宋依附蒙古人灭我大金，且看你们将来能落得什么好下场！我大金之亡，比你们赵宋徽钦二帝要体面得多！”
南宋君臣满座皆惊，却无言以对。
后来我听闻这些事，先是抚掌大笑，继而老泪纵横。杨果写得好啊：”悬瓠月落城上墙，天子死不为降王！”我的君王，我的丞相，我的将军，没有一个人跪着生！他们用血洗刷了崔立带给汴京的耻辱。
囚徒岁月与文脉薪传
金亡之后，我作为亡国之臣，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。那几年，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。我身为囚徒，妻儿离散，生死未卜。然而也正是在这囚禁之中，我找到了余生为之奋斗的方向。
我开始编纂《中州集》。为何取名”中州”？这其中有我的苦心。金朝以中原为正统，我以”中州”为名，便是要告诉后人：金源一朝，并非夷狄之邦，而是华夏正朔的传承者。其典章法度，几及汉唐；其文治武功，不应因亡国而被湮没。
在聊城被囚的岁月里，发生了一件我晚年常忆起的事。汴京城破那年大疫，我的好友白华生死不知，他的妻子也在乱军中被掳走。我在逃难的人群中，找到了白华年仅七岁的儿子白朴。那孩子吓得瑟瑟发抖，眼里全是惊恐——他不知道父亲在哪里，母亲在哪里，明天又在哪里。我一把将他抱起，带着他一起被押解北上。
在冠氏等地辗转时，我虽自身难保，却将白朴视如己出，亲自教他读书作诗，连他生病都是我衣不解带地照料。我常想，大金的江山没了，但大金的文脉不能断。这孩子天资聪颖，后来成了名震天下的杂剧大家，写出《墙头马上》那样的名篇。世人皆道白朴词风悲凉、杂剧中多写乱离之苦，却不知那悲凉，正是从这破碎的山河里，从我这个”遗民”的笔尖，传到了他的骨血里。
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，便是耶律楚材。他是契丹人，本也是金朝的旧臣——做过开州同知，与我还算有几分旧谊。如今他穿着蒙古官服，做了中书令。他爱惜我的文名，对我十分优待。我们这两个在旧朝做过同僚的人，如今一个成了阶下囚，一个成了新朝相，常常在月下对饮。 有一次，楚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”裕之，咱们都是大金的旧臣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你何苦在这聊城受苦，点个头，我保你做新朝的翰林学士。”
我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”楚材，你我虽同出金源，但道不同。我连给崔立写碑文都觉得恶心，又怎能去给新朝修史？我的笔，只卖给故国。”
楚材叹了口气，没有强求。后来我给楚材写了一封长信，向他推荐了五十四个中原才俊，如王若虚、商挺等。我虽不为新朝效力，但我希望儒家文化能在乱世延续。楚材果真接纳了他们，这算是我俩之间一种奇特的默契吧——我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，却在文化上殊途同归，一起保住了这汉家的读书种子。
野史亭与著史之志
五十岁那年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忻州。
我不再出仕，在韩岩村修筑了一座亭子，名曰”野史亭”。有人问我，为何不叫”修史亭”或”著书亭”，偏偏取”野史”二字？我笑而不答。心中却想：官修之史，是胜利者书写的；而我元好问要做的，是”野史”——是那些官方史书不屑记载、不敢记载、不愿记载的真实。
金朝虽然亡了，但金源一代的文献不可令其泯灭。当时金朝的实录藏于顺天张万户家中，我登门求见，愿以一人之力撰写金史。张万户深明大义，为我奏请朝廷。起初，朝廷批准了；可后来，不知何人所沮，此事竟不了了之。
但我并未放弃。既然不能官修，我便以一己之力来做。
采摭所闻，有所得，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，至百余万言。
我往来于四方，晋冀鲁豫，足迹遍布。只要听闻某处有金朝遗老能讲述往事，我便不辞辛劳，跋涉千里去寻访。我把完颜陈和尚的骂贼之声记下，把蔡州城破时哀宗的遗言记下，把完颜仲德投水的身影记下，把张天纲怒骂南宋的言辞记下……醉酒之时，夜深之际，只要有所得，便以寸纸细字，一一记录。那些珍贵的史料，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，捆束委积，塞满了这间寒屋。
这野史亭，便是我最后的阵地。
诗史双璧与千古文章
有人问我，你这一生，最得意的是什么？是诗，还是史？
我想了想，答不上来。
我的诗，尤其是金亡之后所作的那些”丧乱诗”，被后人评价为”杜甫以后少有”。杜甫写安史之乱，尚有中兴的希望；而我写金末丧乱，是眼睁睁看着一个朝代覆灭，却又无能为力的绝望与不甘。
我年轻时曾写过《论诗三十首》，其中有几句，如今看来倒像是为自己一生的诗学主张做了注脚：
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
又云：
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。
高情千古闲居赋，争信安仁拜路尘。
我一生写诗，不求华丽辞藻，只求字字出自肺腑。我的词，三百七十七首传世，有人说是金词之冠，可与两宋名家媲美。那首《雁丘词》固然是千古绝唱，可我自己更珍重的，是那些写于乱世的长短句，字字句句都是血泪凝成。
我也曾写过一些看似闲适的小诗，比如《同儿辈赋未开海棠》：
枝间新绿一重重，小蕾深藏数点红。
爱惜芳心莫轻吐，且教桃李闹春风。
世人都说这首诗写的是海棠，可谁知道，我写的是那些在乱世中隐忍苟活的故国遗民？不轻吐，是因为不敢吐；不与桃李争春，是因为春已不属于我们了。
还有那首《水调歌头·赋三门津》：
黄河九天上，人鬼瞰重关。
长风怒卷高浪，飞洒日光寒。
峻似吕梁千仞，壮似钱塘八月，直下洗尘寰。
万象入横溃，依旧一峰闲。
有人说我这首词豪放不输苏轼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写黄河的咆哮，写的是心中那无处宣泄的悲愤。大好河山，沦于敌手，我能做的，不过是在纸上放肆一回。
我的小说《续夷坚志》四卷二百余篇，虽多言怪异之事，但旨在”以小说存史”。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，藏着的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苦难与人情。
然而，我最看重的，还是那部《中州集》。
《中州集》十卷，收录了二百四十九位金朝诗人的作品，每人各附小传。这不仅是一部诗歌总集，更是一部金代的人物志、文化史。后人评价，元人修《金史》，多取材于此，所以《金史》在三史之中”独称完善”。听到这样的评价，我甚感欣慰——我以一己之力，保住了故国的文脉，夫复何求？
最后的嘱托与不灭的遗山
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，我在获鹿寓舍中，已知大限将至。
临终之前，我唤来家人，嘱咐他们：我的墓碑上，不要刻官衔，不要刻功绩，只刻七个字——
诗人元好问之墓。
为何是”诗人”，而非”史家”？我一生以著史为志业，但我知道，真正让我不朽的，是我的诗。史书是为故国修的，而诗是为自己写的。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，我以诗记录下了家国之痛、生民之苦，这才是一个文人最本分的职责。
我的学生郝经后来在墓志铭中写道：”（先生）以著作自任……有书未绝笔，有传未卒业……国史兴丧是吾职，义烈不负董狐笔。”郝经懂我。 窗外，雨声渐歇。我放下笔，望着这满屋的书稿。
《中州集》已成，《壬辰杂编》已成，《续夷坚志》已成……虽还有未竟之业，但大体已备。后之览者，若能通过这些文字，窥见金源一代的风流与悲怆，若能知道那蔡州城里的天子、汝水河里的丞相、乱刀之下的武将，曾有过怎样的骨气，我元好问虽死无憾。
“国亡史兴，己所当任。”
这八个字，便是我一生的写照。
风雨野史亭，遗民泪纵横。我留在这世上的，不是官位，不是功名，而是一个亡国孤臣以笔为旗、以诗存史的铮铮铁骨，和那永不磨灭的文化薪火。
窗外的天边，已露出一线鱼肚白。
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，遗山老人于获鹿寓舍，时年六十有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