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初唐到盛唐的一位诗人：谄媚与诗才的双重困境
武则天圣历二年的秋天。洛阳城的黄昏，暮色将洛阳宫的檐角染成一片血红。一位年轻的诗人，站在天津桥上，望着远处渐渐隐入暮色中的邙山。他身材修长，衣袂飘飘，眉宇间带着几分焦虑，几分不安。那是这个时代文人特有的气质——才华横溢，却命途多舛。
我名为宋之问，字延清，汾州西河人。世人皆称我与沈佺期为”沈宋”，说我们”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”，为律诗的定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可我自己更清楚的，是那充满争议的一生——从才华横溢的少年，到趋炎附势的臣子，再到被流放岭南的罪人。每一步，都走得身不由己，却又似乎是命中注定。
今夜月色如水，我独坐贬所——岭南泷州的驿馆之中，听着窗外虫鸣与涛声交织。六十六年的宦海沉浮，如这夜风中的烛火，摇摇欲灭，随时都可能熄灭。远处传来几声更鼓，打破了山谷的寂静。我闭上眼睛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，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，那些庙堂之上的春风得意，那些被流放的漫长岁月，还有那些呕心沥血写下的诗句，一幕幕在脑海中交替浮现，挥之不去。
一、少年得志与龙门夺袍
我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，出身汾州宋氏，虽非顶级门阀，却也是诗书传家的仕宦之家。我的父亲宋令文，是左骁卫郎将、东台详正学士，此人颇有传奇色彩——他富于文辞，工于书法，且力大无穷，世人称其”三绝”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我们兄弟三人各有专长：弟弟宋之悌骁勇过人，宋之逊精于草隶，而我则专攻文词。
我自幼聪慧异常，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其擅长五言诗。少年时期，我便以文才闻名乡里，被誉为”神童”。十九岁那年，我一举进士及第，成为大唐最年轻的进士之一。那时候的我，意气风发，以为可以青云直上，建功立业。
武则天称帝后，我被召入宫中，与杨炯同为习艺馆学士，后来又入崇文馆充任学士。我因为诗才出众，被授予左奉宸内供奉之职，得以接近权力的核心。在洛阳的那些年，是我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光。武则天常常在洛阳宫中设宴，召集文人赋诗作文，我与沈佺期、张易之、张昌宗等人，常常陪侍左右，吟诗作对，好不风光。
天授元年春天，武则天驾临洛阳龙门香山寺游览。一路上山花烂漫，碧水蓝天，武则天龙颜大悦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对群臣说：”今日风光正好，何不赋诗助兴？朕准备了一件锦袍，谁的诗先写成，便赐予谁！”此令一出，群臣奋笔疾书，都在女皇面前想露一手。片刻之间，左史东方虬便率先交卷，写的是一首《春雪》：
春雪满空来，触处似花开。
不知园里树，若个是真梅？
武则天看后连连称赞，当即将锦袍赐给了东方虬。东方虬披上锦袍，正得意洋洋地坐下，谁知我的诗刚刚写完，呈了上去。
我写的这首《龙门应制》，长达四十二句，二百八十六字，洋洋洒洒，气势恢宏：
宿雨霁氛埃，流云度城阙。
河堤柳新翠，苑树花先发。
洛阳花柳此时浓，山水楼台映几重。
群公拂雾朝翔凤，天子乘春幸凿龙……
上官婉儿当场朗诵这首诗，文辞华美，气象万千，群臣听了无不称善。武则天更是喜不自胜，竟当场下令：”将锦袍从东方虬手中夺回来，赐给宋之问！”于是，便有了这”龙门夺锦袍”的千古佳话。我一战成名，诗才震动天下。
景龙三年正月，唐中宗临幸昆明池，又一次命群臣赋诗。这次主持评判的，是那位名满天下的才女上官婉儿。上百篇诗作交上去后，上官婉儿坐在彩楼之上，一一点评。不满意的便随手抛下，众人纷纷上前辨认，藏于怀中。到最后，只剩下我与沈佺期的诗还在楼上。片刻之后，一张纸飘然而下，众人争看，却是沈佺期的诗。我正暗自沮丧，却听婉儿朗声道：”沈诗最后一句’微臣雕朽质，羞睹豫章材’，词气已竭；而宋诗’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’，绵延不绝，更胜一筹。”我又赢了。凭借这两次夺得皇家诗赛第一，我有”沈宋”之称，成为初唐文坛的掌门人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。
二、趋炎附势与身陷泥潭
可我这一生，最大的悲剧，恰恰在于我太热衷于功名利禄，太懂得趋炎附势。
在武则天的朝堂上，有一条看不见的法则——你要么成为她的宠臣，要么就被边缘化。而我，选择了前者，却也因此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。
武则天晚年，最宠幸的是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。这两人是女皇的”面首”，年轻英俊，权势熏天，朝中大臣无不趋炎附势。我明知这是耻辱，却依然选择了这条路。我常想，这大概是所有想在官场中生存的人必经的选择吧。
我依附于张氏兄弟，心思只有一个——向上爬，不择手段地向上爬。我不仅为他们捉刀代笔，写下了许多歌功颂德的诗文，还做出了让所有文人脸红的事情——我亲自为张易之捧尿壶！《控鹤监秘记》记载：”之问尤谄事二张，为持溺器，人皆笑之。”堂堂大诗人，朝廷命官，竟然屈尊纡贵去给一个男宠倒尿壶！这事儿传出去，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笑疯了。可我不在乎。只要能上位，尊严算什么？
我还曾向武则天大胆示爱，写了《明河篇》献给她，希望得到更多宠幸。可武则天对我却始终冷淡。据说她曾对大臣崔融说：”我知道宋之问有才，但他有口过（口臭）。”这不过是后世编排的笑话，用来讽刺我趋炎附势却自取其辱罢了。但由此可见，我当时的谄媚已经到了何种程度。
圣历二年，武则天病重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，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，迫使武则天退位。我作为张氏余党，被贬为泷州参军。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。从云端跌入谷底，从洛阳的繁华，跌入岭南的蛮荒。
三、岭南贬谪与卖友求荣
泷州，位于今天的广东罗定，是岭南最为偏僻的地方之一。这里瘴气弥漫，环境恶劣，对于我这个北方来的文人来说，简直是人间地狱。
我抵达泷州的那一天，正是黄昏。残阳如血，映照着这座破败的小城。我站在驿馆门口，望着四周荒凉的景象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我写下了那首《度大庾岭》：
度岭方辞国，停轺一望家。
魂随南翥鸟，泪尽北枝花。
山雨初含霁，江云欲变霞。
但令归有日，不敢恨长沙。
“魂随南翥鸟，泪尽北枝花”，这十个字，写尽了我对故乡的思念。那南飞的大雁，都能自由地往返南北，而我却被困在这岭南蛮荒，有家归不得。
在泷州的日子，我常常独自登上山顶，眺望北方。我多么想回去啊。几年后，我遇赦北归，被授予秘书监之职。我欣喜若狂，以为终于可以结束这噩梦般的日子，重新开始。
可我错了。回到洛阳的我，并没有因此变得清高起来。我依然在官场中摸爬滚打，依然在权贵之间周旋。更糟糕的是，我还做出了一件让我遗臭万年的事情——卖友求荣。
那时候，我躲在友人张仲之的府中。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不满武三思专权，常在张仲之家密谋诛杀武三思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喜过望，认为这是向武三思邀功请赏的好机会，便让我的侄子宋昙向外告密。结果，张仲之、王同皎等人被斩首抄家，而我则因告密有功，被提拔为鸿胪主簿，后来又升任考功员外郎。
我出卖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！我做了大唐最不要脸的事情！这种寡廉鲜耻的行为，为时人所不齿。世人皆道：”宋之问卖友求荣，禽兽不如！”可我不在乎。我只知道，权力比友情重要，荣华比良心值钱。
四、诗才卓绝与文学贡献
虽然我的品行备受争议，但我的诗才，却是公认的。
我与沈佺期一起，被后人并称为”沈宋”。我们最大的贡献，在于完成了律诗的定型。在我们之前，格律诗虽然已经出现，但形式并不统一，规范也不明确。是我们在创作实践中，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格律规则，使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趋于规范化。
沈佺期曾写过一首《独不见》，被认为是七律成熟的标志：
卢家少妇郁金堂，海燕双栖玳瑁梁。
九月寒砧催木叶，十年征戍忆辽阳。
白狼河北音书断，丹凤城南秋夜长。
谁为含愁独不见，更教明月照流黄。
这首诗，对仗工整，音韵和谐，是七言律诗的典范之作。
而我的诗，也同样注重格律的精严。我写了许多应制诗、咏物诗，虽然内容多为歌功颂德，但形式上却极为讲究。我常常为了一个字、一个韵，反复推敲，力求完美。
我最为人称道的诗，是那首《灵隐寺》：
鹫岭郁岧峣，龙宫锁寂寥。
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。
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
扪萝登塔远，刳木取泉遥。
霜薄花更发，冰轻叶未凋。
夙龄尚遐异，搜对涤烦嚣。
待入天台路，看余度石桥。
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，这十四个字，描绘了一幅何等壮美的图景！灵隐寺的楼阁，可以远眺东海的日出；寺门之外，可以直视钱塘江的潮水。这种意境，这种气魄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还有那首《渡汉江》，短短二十个字，却写尽了我贬谪归来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：
岭外音书断，经冬复历春。
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
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，这十个字，把我当时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。我是犯了事被贬的人，偷偷逃回洛阳，一路上遇见熟人，既渴望打探家乡的消息，又害怕被人发现、追问罪状。这种想做贼又想做人的矛盾心理，让我见到同乡都不敢开口询问，唯恐暴露了行踪。千百年来，无数游子读到这句诗都会鼻子一酸，却不知我写的是逃亡者的心虚，而非归乡者的思念。
我与沈佺期的努力，为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。杜甫后来评价说：”恐与齐梁作后尘。”意思是，齐梁诗歌固然华美，但沈宋的律诗成就更高，几乎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。
五、晚节不保与悲剧收场
我这一生，最大的悲剧，不在于被流放岭南，而在于晚节不保，更在于我永远学不会知足。
上文提到，我卖友求荣，投靠武三思后官复原职。景龙元年，中宗复位，我因献诗称颂有功，被擢升为修文馆学士。那几年，我又恢复了往日的风光，出入宫禁，赋诗作文，好不风光。
可好景不长。太平公主与韦后、安乐公主之间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。我原本依附于太平公主，后来见风使舵，转而支持安乐公主。太平公主对此极为不满，在我升任越州长史后，便罗织罪名，指我”贪赃枉法”，将我流放至钦州。
这是我的第二次流放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我抵达钦州后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也不再是那个趋炎附势的官员。我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被困在这遥远的南方，等待着生命的终结。
我写下了《题大庾岭北驿》：
阳月南飞雁，传闻至此回。
我行殊未已，何日复归来。
江静潮初落，林昏瘴不开。
明朝望乡处，应见陇头梅。
“我行殊未已，何日复归来”，这十个字，道尽了我心中的悲凉。我知道，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。这岭南的山水，将成为我最终的归宿。
景云元年，我被赐死于钦州，年仅六十六岁。
我死后，没有人愿意为我撰写墓志铭。我这一生，谄媚权贵，趋炎附势，做了太多为人不齿的事情。以至于后人提到我，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诗才，而是我的品行。
六、那些关于我的谣言
我这一生，做过许多错事，这是事实。但有些罪名，我却是背了千年冤屈。
其一，便是我”杀外甥夺诗”的谣言。
有人说我外甥刘希夷，曾写下一首《代悲白头翁》，其中有”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这样的千古名句。我看后非常喜欢这首诗，便请求外甥让给我。刘希夷起初答应，后来反悔，我便恼羞成怒，命令家奴用土袋将外甥活活压死。
这个故事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似乎确有其事。然而，只要稍加考证，便可知这是无稽之谈。首先，刘希夷比我年长七岁，根本不是什么”外甥”。其次，《大唐新语》中对此事的记载十分含糊，说是”为奸所杀，或云宋之问害之”，连作者自己都不确定。再者，没有任何正史记载此事。这不过是后人编造的谣言罢了。可叹的是，这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我背了千余年。
尾声：诗才与品行的悖论
窗外的月色，渐渐淡去。我坐在钦州的寓所中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
我宋之问，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，与沈佺期一起完成了律诗的定型，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我的诗，格律精严，语言华美，足以与前辈名家比肩。我的”近乡情更怯”，传诵千年；我的”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，气象万千。
可我的品行，却备受争议。我依附权贵，趋炎附势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我为张氏兄弟捧过尿壶，出卖过救命恩人，背叛过太平公主。我贪恋权位，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
这大概就是人生的悖论吧。诗才与品行，往往不能两全。我有惊世的才华，却没有高尚的品格；我有满腹的诗情，却没有正直的人格。
我常想，如果我能够像陶渊明那样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归隐田园，专心著述，是否会有不同的结局？如果我能够像王勃那样，虽身处困境，却依然保持一份傲骨，是否会得到后人的尊重？
可人生没有如果。我宋之问，注定要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。我的诗，会永远流传；而我的名，却永远与耻辱相伴。
后人评价我说：”宋之问之诗，虽有才名，然其人不足道也。”这是对我最好的注脚——我的诗，是好的；我的人，是失败的。
窗外的天边，已露出一线鱼肚白。新的一天即将到来，可对于我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后的时光了。
我提起笔，想写一首诗，作为我此生的总结。可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终究没有写出一首满意的诗。
也许，这就是我最好的结局—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诗人，留给后人去评说。